【Dunkirk】Distance for A Touch（Farrier/Collins）- 二

【一】

比预计写的超出很多，两章放不下（汗）。

各位太太产粮的速度都好快……作为码字龟速党十分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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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ance for A Touch - 【二】

      Farrier没有。

      战乱中的情报时断时续，时真时假，有时候要找出一条可靠的消息就像要在伦敦被轰炸后的废墟里找出一幢完好无损的房子那么困难。而在“闪电战”中一度陷入半瘫痪的通讯系统加速了这些消息的老化，等它们传到目的地，也许只能成为一份过时的旧报纸。

      Farrier这个人似乎永远定格在了当初那份印着“CAPTURED”的报告书上。

      至于报告在这两年时间里究竟有没有更新过，那上面的词有没有变成“KILLED”，他无从得知。

      他知道的只有一件事——Farrier没有回来，没有回到他的生命中。

 

      但越来越多的人告诉他，他变了，变得很像当年的Farrier，无论是飞行方式还是生存方式都隐隐有后者的影子。

      过去的他一直严守规则，是一个偏向于稳扎稳打的保守派，因为过度谨慎而在遭到围攻时常常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位置，可全身而退的几率也比较高。再加上他无论什么环境都能应付自如的迫降能力，一场空战下来往往损失不大，在前期空军资源严重不足时反而是一种长远策略。

      现在的他完全是另一个人。

      现在的他完全是另一个Farrier——基地里认识他们多年的人都可以为此作证。

      现在，他不知道后退，也不知道有所保留，就好像身上的某种安全装置被什么人拔掉了，一同被拔掉的还有对死亡的惧怕。

      他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以极其危险的速度和角度一路追击德意志空军，甚至敢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护航的情况下正面迎战对方的三架Bf-109G，一点不留余地地用机枪猛烈射击，有时候用无线电都叫不回来。不只让敌人害怕，连他自己的队友都感到惴惴不安。

      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六次被击落、三次中弹、还有一次差点和德国轰炸机一起撞毁在海岬上的代价。

 

      “你的作战方法太危险了——”负责监督空中战场的一名指挥官严肃地指出，“太急进，这是自杀行为。”

      “因为时间不够。”

      “什么？”

      “因为时间不够，”他声音机械地回答。Farrier的时间不够了，时间越长，生还的可能性就越小——他必须快一点，再快一点，“我想提前结束这场战争。”

      指挥官愣了愣，随即皱起眉，负手在指挥室里慢慢踱了一圈，最后面向墙壁上被笔密密麻麻画出一大片飞行线路的作战地图，以及地图上用红色标出的德军占领区。这块红色区域在过去三年间不断变化，一步步朝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逼近，却没有一刻不在蠢蠢欲动地伺机吞并左上角的岛屿。

      一场不列颠之战已经让四百多名飞行员和一千多名空勤人员为了守住这座岛屿而牺牲。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们都想提前结束这场战争，Collins。”

      指挥官说，重音放在了“我们”一词上。听似平静的语调里某种沉甸甸的东西在那一刻刺痛了他。

      “我已经见过太多你这样的年轻人在战场上匆匆消逝，甚至来不及告别，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能见到战争结束的那天。能见证那一天的，只有拼命战斗也拼命活下去的人。”

 

      他张开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气息有些抖，紧紧攥到指节发白的双手也是。

      那句话直接在他头上开了一枪，他无法阻止一个尖锐无比的念头像脱膛而出子弹那样重重打进他的脑壳：Farrier没有回来不是因为战争没结束，只是单纯因为一个死去的人是回不来的。

      他自欺欺人地把一切寄托于战争的终结，寄托于一个假设，却一直在逃避面对决定了这个假设能不能成立的首要条件。

 

      Farrier早已经不在了。

      一个声音总在对他说。然后他发现——那是他自己的声音。

 

      他的睡眠开始变得比以前更艰难，像有谁把它放在砧板上，一刀刀切过去，形成一段不连贯的梦的拼接。

      有时候他梦见一只油表，前一秒还是满格，下一秒指针忽然就晃悠悠地指向了零。他焦急地在无线电里大喊“现在燃料是零，是零，你快返航”，回答他的却只有耳罩内一阵沙沙的白噪音。

      有时候他梦见他站在空无一人的伦敦街头，黑色的硝烟静悄悄地在一片废墟中升起，没有风，远远望去像刻进天空的一道疤。脚下被轰炸得坑坑洼洼的石砖路面与天际尽头的阴云连到一起，隐隐约约听得见钢琴独奏——某支安魂曲，很适合用在一场没有遗体的葬礼上。白纸黑字的报告书一页接一页从天空洒下，洒了一地，每一张都印着Farrier的名字和一个全部大写的“KILLED”。

      更多的时候他梦见海岸，对于三十三万回到祖国的士兵来说象征着希望、对他来说却是一次次失望的海岸。

      梦里的海岸和记忆中的稍稍有所不同。

      没有灯火通明的多佛码头，没有带着愤懑讥讽他的陆军士兵，出奇的安静，只有阵阵海潮声时隐时现。一根孤伶伶的电线从海潮声传来的地方伸出，吊起一只只光线衰弱的灯泡，在黑暗中照出一条又长又窄的路，一直通到他所在的火车站。

      火车站的站台已经空了，最后一列火车的汽笛喑哑地鸣叫着，像在催促他。

      他站在铁轨旁，眼睛死死盯住道路消失的地方，彷徨不去。

      同样留在那里的还有一位老人，双眼在浅淡的灯光下仿佛一对灰色的玻璃球。一个盲人——他想，却礼貌地没有过多询问。

      “你或许需要一张毛毯，孩子，”老人说，向他递出一沓叠得方方正正的毛毯，“上车后有可能会冷。”

      “谢谢，但我还在等一个人，现在这趟车我想我是赶不上了，也暂时不需要毯子。”

      电灯泡在这时微弱地闪了闪。

      老人站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两只空洞的眼睛对着他。没有看，只是对着。

      “已经没有人了，”老人说，“能回到这里的人已经回到了，没有回来的也不会再回来。”

 

      他微微怔了一下，像受到冒犯一样倏地回过头，呼吸一时间粗重起来。

      “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告诉我已经没有人了，你——”明明眼睛瞎了，根本看不到有没有船只靠港。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控，声音硬生生停住，在狼狈中匆匆找回一丝理性和修养，低声接下去，“……您明明看不见，不是吗？”

      “你也一样，孩子。”

      老人的回答让他整个人懵了懵。

      只见老人把手上那张毛毯一层层打开，露出里面安安静静躺着的一块焦黑的铁板——编号R9612。

      他茫然地看着，忽然像触电了一样踉跄地倒退了两步。

      “在看到这个以后，你的眼睛就已经看不见别的东西，看不见现实了。”

      老人这么说。

 

      头顶上悬挂的电灯灯泡发出“呲”的一声，由远及近开始一盏接着一盏熄灭，他身后那条由灯光铺出来的路也一截接着一截被黑暗同化。

      他开始急促呼吸，呼吸不过来时一把抓住了自己的领带——他的，又或是Farrier无意中跟他换错的，他早已经分不清楚。灯熄灭的地方，海浪从四面八方奔涌而至，就像那一天在密闭的驾驶舱里汩汩灌进来的海水，要挤出他肺部的最后一口氧气。

      老人托着的那块铁板被一道海浪撞掉，沉了下去。

      “Farrier！”

      他失声叫出来，不顾一切地伸手去抓，而冰冷的海水也和吞没铁板一样将他吞没。

 

      “该醒醒了，孩子，”沉下去的前一刻，他听到盲眼老人说，“该把你的眼睛睁开了。”

 

      ◆

 

      Farrier睁开了眼睛，因为他听到了飞机引擎轰轰作响的声音。

      那声音把他从断断续续的梦魇中一下子拔起，感觉就像一个人在溺毙前被拎出水面，不由得深深抽一口气。

 

      可事实上这里并没有飞机，当然也不可能有飞机的引擎声——那只是运盐车在铁轨上沉沉碾过去的声音。

      他把贴住地面的头稍稍抬起来，眼前一片晕眩，不得不又跌回去，剧烈咳嗽了一会儿，胸膛因为窒息而绷得紧紧的，才发现自己刚刚在仔细辨识声音的时候屏住了呼吸。

      是的，这里没有飞机，甚至没有天空。

      他已经四年没碰飞机，一年没见天空了。

 

      深埋于地表三百米之下的盐矿和天空没有任何关系，跟所有纳粹用来剥削战俘的工地一样，和自由也没有任何关系。

      纵横交错的井巷散发出浓浓的涩味，用木头搭起来的支架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色石盐，一根电线从他头顶拉过去，连接隧道的两端，吊着一只又一只钨丝灯泡。由于战时供电不稳定，灯泡常常忽明忽灭，时不时会发出呲呲的电流音。

      “起来！起来！”

      党卫军用枪杆抽他的胳膊，骂着脏话。那几句恶狠狠的德语他经过这些年也已经能听懂了。

      他一声不吭，咬着牙慢慢将自己从地面上撑起来，擦拭脸上不知道是沾到的还是冷汗干了之后形成的盐渍。

 

      这里是波兰，一个在醒不来的噩梦里苦苦挣扎的国家。

      在邻接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区，喀尔巴阡山下大大小小的盐矿像一座座白色的地牢，不厌其烦地吸食从各个地方运进来的劳动力，为纳粹提供源源不绝的财富和物资。

      再过两周，他被转移到这里就满一年时间了。

      盐矿的中下层有许多硐室，他和其他人就住在那里面，没有窗，没有床，空气里尽是潮湿的咸味，每天都有党卫军早、中、晚三次细细清点人数，而每间硐室里的成员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换一次，杜绝长期接触的可能。盐矿矿道只能通过狭窄的楼梯一级级沿着洞穴向上爬，所有楼梯口都有哨兵把守，出口更是重重戒备，许多人一旦进去就再无重见天日的机会。

      他刚刚进战俘营的时候还算是体格比较结实的，现在却和任何一个经历了各种折磨的士兵一样虚弱。

      他双手的伤在这几年间渐渐演变成一种慢性病，疼痛也是，简单的动作可以完成，只是无法继续使用精密仪表或机械，力量上也远远不如以前，却并不妨碍纳粹把他当作牲口一样使用。参军前的他也曾经在伦敦街头做过各种各样的体力活，但休息时间和劳动强度却完全无法和现在比，更不会时时刻刻有党卫军在他疲劳至极而昏昏睡去时用枪杆抽醒他。

 

      “你还好吧？”目前和他同住一间硐室的那个美国人压低声音问。

      他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他已经几个小时没喝一口水了，喉咙像一片正在经历旱灾而处处龟裂的土地，声带上沾满砂石。如果条件允许，他会尽可能一个字不说。

 

      美国人是一个月前被德军从丹麦海峡附近抓回来的。

      美国四年前把一支舰队千里迢迢派到冰岛作为支援，在正式参战后，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把他们的海军主力渐渐拉到远东，这支舰队也跟了过去，只把一部分船舶维护人员留在了欧洲战场。这个倒霉鬼在协助英国舰艇的时候被德国人的一颗鱼雷轰到海里，才被捞出咸腥的海水，又被丢进同样咸腥的盐矿。

      德国人把他们和一群法国人、比利时人、波兰人还有苏联人关到一起，美国人只能跟他交流。

      “你知道他们——我是说，德国佬——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多久吗？”

      直到战争结束，或我们咽气，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来得更快。

      他没这么说，而是选择默默摇头，继续将盐矿搬运到推车上。

      他现在已经学会分辨一个人到底当没当过战俘、当了多久战俘，从眼睛那里一看便能知道。

      美国人以前并没有当过战俘，美国人才刚刚来到这里一个月——所以眼睛里还能找到生机。

      而且，还能积极地谈论家人，就像确信双方还能再见面一样。

 

      “给。”

      回到硐室后，美国人不知道从哪里偷偷翻出来一根烟，也许是战俘间常常以代替对方劳动来换取所需物品时得到的，香烟是其中最受青睐的一样，此外还有可能换回一件相对干净的衬衫、一条皮带、一把刮胡小刀什么的。

      他没有拒绝，微微点了一下头致谢。

      他近段时间经常咳嗽——许多长期待在盐矿里的人都会这样。带着卤水味的空气黏糊糊的，一直闻的话就像有什么东西堵住了肺叶，很不舒服。

      他需要一根烟，而美国人需要一个打开话匣的机会，否则这暗无天日的地底迟早会让他们崩溃。

      美国人一向是滔滔不绝的那个，翻来覆去地讲自己远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太太和两个儿子，讲他在夏洛特开纺织厂的双亲，以及他正在太平洋战场的某个岛屿上和海军陆战队一起围剿日军的哥哥。

      而他从不谈论这方面的事。

      美国人显然也注意到了。

      “你有家人吗？”

      “没有，”他回答问题时往往只用那么一两个单词。这次，他用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两个，中间只隔了一口烟，“有。”

      美国人似乎被英语语言中最简单的两个词语难住了，茫然地看着他。

      “那么？”

 

      那么，Collins的声音在耳畔轻轻响起，你有家人吗？ 

 

      “什么？”他在酒馆昏暗的灯光下微微侧过脸，挑起一边眉毛。

      酒精和周围传来的士兵们的大笑声让他的听觉神经迟钝了不少，不是很确定自己刚刚听到的问题。

      坐在他身旁的人似乎有些不自在地挪开了视线。

      四月的傍晚，还捎着一丝春寒的空气在这间以工业革命作为主题的小酒馆里稍稍变得灼热。壁炉里的火沉沉燃烧，军官们在装饰着黑色铁管的老式砖墙下一面喝酒一面夹着烟谈论《泰晤士报》上的政治新闻，士兵们更愿意和穿着小碎花齐膝裙的年轻姑娘调情，跳舞，而另一些则围在桌前进行一场愉快的纸牌游戏，时不时可以听到那里传出兴奋的叫嚷声。

      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

      他已经有些醉了，完全不记得他们是怎么聊起这个话题的。

      “那张表格，”半晌，话题的发起人终于说，“前几天上面发下来的关于更新家属联络方式的表格，你填完后忘在了宿舍的桌上，我不小心看见了——不是故意的，我很抱歉。”

      他“哧”的一声笑出来，继而摇摇头道：“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看见就看见了，没什么。”

      那是他们认识后的第三个月，要在短短三个月内了解一个人的一切并不现实，即使他们是同僚，即使他们是室友，即使他们已经是飞行中队里公认的“最佳组合”。

      Collins静静端详了他一会儿，移开目光，不再追问。

      反倒是他开始自言自语起来：“我没有家人——如果你是指血缘关系上的家人，我没有，或者说可以当作没有，我自懂事以来就已经住在孤儿院里了。院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战争遗孀。她丈夫1916年在索姆河被德国人的飞机炸成两截，字面意义上的，当场死在壕沟里，孤儿院就是她用抚恤金办的。1932年我最后一次在疗养院里见到她，在她床前对她发誓，‘我要加入皇家空军，当一名飞行员，把敌人所有的飞机都打掉’。她在三天后去世，听说走得很安详。”

      Collins听着。

      尽管没回应，但他知道Collins一直在听。

      “我从不觉得自己不幸，也不觉得这世界亏欠了我任何东西，”他继续说，“我兑现了我的诺言，实现了我的理想，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而且，我也有了新的家人。”

      Collins听到这里忽然抬起头看着他，像要在他脸上找寻什么。

      而他转过身，把目光投向酒馆里那一群正借着酒兴互相推揉、哈哈大笑的皇家空军，其中有许多人才二十出头，壁炉里的火光给那些年轻面孔以及他们的蓝色制服都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他也和所有人一起笑了。

 

      “你，他们，你们全部，”他仰头喝下一口酒，然后把目光放回到他的搭档身上，“都是我现在的家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见他笑，Collins也笑起来。

      对话刚刚开始时的尴尬气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亲昵感。

      “你确实很照顾我们，资历比我们深，军衔也比较高，却不傲慢，像一个哥哥那样。”Collins说话的时候笑容还在，但眼睛看住了桌面，“无论是在训练过程中还是在平时，我都觉得……”

      话到此处顿了顿。

      “觉得你很体贴。”

      他当时没有多想，带着一丝醉意笑呵呵地晃着玻璃杯，接上Collins的话：“不止如此，我还记住了我们中队里所有人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即使是亲哥哥也未必能办到，我敢说。”

      Collins笑了一声，却仍旧垂着眼睛，没有看他。

      “是吗，那我的出生地是？”

      “你在英格兰的切姆斯福德出生，但在苏格兰长大——奥斯顿，据说是一个古朴的小村庄，有一望无际的绿野和胖墩墩的绵羊。”

      “我的出生日期？”

      “六月的第二天。”

      他不慌不忙地回答，伸手在他这位搭档的肩膀上拍了拍。

      “等那天到了，我们一起出去喝酒。你想喝什么都可以，我买单。”

 

      很意外地，Collins没有立刻回复。有那么一刻他甚至以为自己记错了日期，而对方正在犹豫要不要纠正他。

      但那个人却轻轻开口叫了他一声。

      “Farrier。”

      他下意识抬起双眼，随后微微一愣。

      Collins端正地坐着，空军制服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在这样的坐姿下完美地表现出挺拔，一对干净清澈的蓝眼睛笔直地注视他，无声地微笑。由于灯光的关系，那对眼睛看上去和平时所见的晴空颜色稍稍有所不同，像多佛海湾的晚霞落到了里面。头发呈现出暗金色，仿佛太阳的余晖。

      “谢谢。”

      Collins低声说，并没有指出那句谢谢是在说生日的事，还是在说“家人”这件事。

 

      那时候他听见有什么人在他耳边轻轻擦亮了一根火柴，“嚓”的一下，呼吸像火柴梗那样迅速消失，直到那团小小的火苗一头扎进他的胸膛，把里面沉淀的感情一下子点燃了。

      他猛地意识到那是什么，也意识到随之而来的种种可怕后果。

      不，他警告自己，不行，绝对不行。

      但他的心这一次没有听从他的命令。

      自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

 

      香烟烧到了尽头，狠狠烫了一下他的手指。

      他倒抽了一口气，手一抖，只剩最后一小截的烟和零零碎碎的烟灰一起摔落在地。

      “……好痛。”

      “那是当然，”一脸不可置信的美国人上下打量他，像在打量一个初次吸烟的小鬼，“你应该小心些，注意别让烟烧到你的手指。”

      不是的。他想，他的双手失去了一半知觉后，手指的末梢神经对疼痛也变得非常迟钝，一根香烟这种程度的灼烧不应该让他觉得痛，何况是针扎一样硬生生直穿心底的痛。

 

      ——奇怪。

      他突然感到一阵胸闷，皱着眉，死死揪住自己的衣领，像一个得了哮喘的人那样开始大口大口喘气。

      跌到地面上的那截香烟发出奄奄一息的火光，在忽明忽暗的电灯下作出最后的挣扎，向上升起一道青色的烟。看上去，简直就像飞机在茫茫海面上坠落后燃烧殆尽的样子。

      TBC.

     

     【三】